十二国著作权法

       中国从近代起，开始学习西方。认识世界的手段之一，就是翻译西方的书籍。林则徐、马建忠、张之洞、李瑞棻、梁启超、盛宣怀等清后期的大批知识分子，对此都有深刻的阐述。在这一思想的推动下，形成了翻译西方著作的传统。西学东渐的风气，推动了变法维新大潮。办学堂、兴西学、启民智，造就了清末民初一大批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名家大师。更重要的是，科学、民主的钟声，唤起了整个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翻译西方法律和法学著作，也是上述传统的一部分。沈家本认为，“将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寄簃文存。序。新译法规大全序》），提出“参酌各国法律，首重翻译”（张国华、李贵连合编：《沈家本年谱》，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155页）的主张。严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群己权界论》、《法意》、《社会通诠》等译本，对当年，乃至当下的中国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今天的中国，处于走向世界的途中。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建设创新型经济，实行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与西方，知识产权法学发达于西方。要学习和参酌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和法学，仍是“首重翻译”。为此，我们邀集学界同仁，同心协力，推出《知识产权法典译丛》。《译丛》通过选择有代表性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和全部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出版，试图勾勒出世界知识产权法律的经纬和重要框架。如有条件，希望能描绘一幅知识产权的世界地图。

      《知识产权法典译丛》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学高等教育的读本，也可以做法学以及与知识产权有关领域的研究人员、立法、司法、政府工作人员、其他法律工作者以及公众的参考读物。

       众所周知，翻译是一种兼具学习、研究与再创造的智力活动，繁琐而艰辛。好的译本，本身就是优秀的学术成果，绝不亚于原创。“而译书以法律为最难，语言之缓急轻重，记述之详略偏全，抉择未精，舛讹立见”（沈家本：同上书，第155-156页）。可见，法律典籍的翻译，要求精准、精当而严苛。但是，认识是多元的。译者见仁见智，以及谬误，在所难免。为了分歧，在实际工作中，当以官方译本为准。

                                                                                                                                                               刘春田

2010年9月29日